凝心聚力担使命 奋楫扬帆新征程——2022年宣传思想工作综述******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在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中写下历史性的一页。
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引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一年来，宣传思想战线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守正创新，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条主线，以愈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同心唱响时代奋进凯歌，汇聚起亿万人民团结奋斗、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
筑牢理论基础，汇聚思想共识
2022年10月22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灯光璀璨、气氛热烈，党的二十大在这里胜利闭幕。
闭幕会上，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一致同意把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写入党章。这一刻，现场掌声如潮，见证思想的光辉，礼赞真理的力量。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引领伟大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年来，宣传思想战线将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有机结合，不断夯实理论基础，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
注重生动鲜活，推动理论武装向基层延伸——
2022年11月9日，湖南省长沙市暮云街道莲华村党员学习室内，不时传来阵阵掌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与基层干部、村民代表围坐在一起，进行理论宣讲。
在村里宣讲，“乡村振兴”自然是高频词。宣讲团成员围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话题，紧扣党的二十大报告和莲华村实际，引发现场干部群众的强烈共鸣。
用接地气的形式宣讲党的政策主张，以生动的群众语言让党的创新理论走进百姓心田。
一个多月时间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作报告80余场，举办各种形式互动交流活动50余场，直接听众101万人，通过电视直播、网络转播等渠道间接收听收看人数达2200多万。
以中央宣讲团为参照，各地也纷纷抽调骨干力量组成宣讲团，在与干部群众互动交流中，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讲清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透彻，“两个结合”日渐耳熟能详，“六个坚持”不断入脑入心。
从北疆大地到彩云之南，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原，各级各地宣讲队伍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城乡社区、进校园、进军营、进各类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进网站，让党的“好声音”唱响基层每个角落。
丰富研究视野，为思想阐释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在全党全社会喜迎党的二十大之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作为集中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理论学习的案头卷、必读书。
从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年工作》《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等著作问世，到《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等书籍出版，伴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丰富，一个个理论成果帮助人们更加全面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深邃内涵。
《百年大党面对面》聚焦“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语言通俗耐读，栏目设置多样，更加入了许多深度阅读的扫码链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百年初心成大道——党史学习教育案例选编》等书籍相继问世，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了丰富材料。
一本本通俗理论读物广受读者青睐，成为宣传思想战线在推进理论建设中紧跟时代步伐、回应热点关切的生动写照。
创新形式载体，理论传播广度不断拓展——
一年来，主流媒体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报道，既致力于打造重磅力作、奏响黄钟大吕，同时又主动顺应媒体融合之变，将镇版和刷屏相结合，打造令人眼前一亮、传播广泛的新媒体作品。
中央主要媒体持续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报道，推出电视专题片《领航》、系列纪录片《情怀》、融媒体产品“近镜头·温暖的瞬间”等新闻力作，多维度、立体化展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情怀风范，引导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思想伟力激荡神州，党心民心极大凝聚。如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已化作人民心声，成为不可撼动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
展现十年成就，提振精神士气
2012—2022，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里，新时代十年踔厉奋发，镌刻着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铿锵足迹。
2012—2022，在幅员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新时代十年成绩斐然，书写下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东方传奇。
时光无言，山河为证。回首伟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聚焦十年来的战略性举措、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宣传思想战线各领域广泛宣传、立体呈现，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提振信心士气，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征程、再创新辉煌。
坚定自信，全景展现伟大历程——
2022年国庆假期，秋日暖阳里，北京展览馆“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涌动着参观的热潮。
从“奇迹号”巨轮模型扬起的风帆上追寻新时代中国的腾飞轨迹，通过四川凉山州“悬崖村”今昔对比照片体悟脱贫攻坚的伟大意义，透过“何以中国”线上展览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徜徉展厅，精彩纷呈的实物展陈和图文并茂的全媒展示，铺展开新时代气象万千的宏阔画卷，令人们深切体会到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的生机与活力。
自9月27日开幕后，“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吸引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6个展区、6000多项展览要素浓缩十年时光，全方位、全景式展现了新时代走过的光辉历程。
“成就辉煌、体验丰富”“深感震撼、鼓舞人心”“祝愿我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展览留言簿上，观众们热情感言，表达着对发展成就的由衷赞叹与对党和国家的深情祝福。
书写巨变，生动刻画非凡成就——
积极深入调研、不断锤炼“四力”，新闻战线用务实作风、清新文风讲述奋斗征程，用融合手段、全媒呈现描绘出壮美图景。
2022年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新闻战线分地区分领域分行业开展报道，广大新闻记者用手中的笔和镜头，满怀自豪记录伟大时代的历史跨越，满怀热忱展现伟大人民的不懈奋斗，充分反映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非凡成就和宝贵经验。
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开设“老区新貌”“大美边疆”等栏目，组织开展行进式、互动式采访，生动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的精彩故事。
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层面举办“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60个中央部门出席36场中央宣传部新闻发布会，31个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当地出席省级党委新闻发布会，全面展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党的二十大新闻宣传给国人和世界留下难忘回忆。大会现场直播庄重大气、盛况传遍全球，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报道生动立体、催人奋进，2场新闻发布会、5场记者招待会、8场外出参观采访活动丰富多彩，党代表通道、首设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引人注目，“二十大时光”专题专栏有声有色，网络传播平台精彩纷呈，各类融媒体产品直抵人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务实、自信自强的形象。
讴歌时代，精彩演绎十年蝶变——
借一家肠粉店的命运起落从百姓视角反映中央八项规定带来的重要影响，以江南水乡为切入口讲述乡村振兴的故事……电视剧《我们这十年》火爆荧屏，通过11个单元将伟大变革落在一个个具体人物身上。有网友表示：“每个老百姓的获得感诠释出伟大变革，这是剧中人的故事，也是你我的生活。”
从纪录片《这十年·幸福中国》、综艺《这十年·追光者》热播，到电影《奇迹·笨小孩》《平凡英雄》上映，再到电视剧《人世间》《县委大院》上演，一部部影视作品在细微处见真情，以小人物折射大时代。
从“筑梦——我们的新时代美术摄影作品展”开展，到“时代交响——全国优秀乐团邀请展演”举办，来自各个领域的文艺工作者，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刻画时代风貌、定格美好瞬间。
坚持与时代同频、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宣传思想战线各领域以一个个有温度、有筋骨、有力量的精品佳作，提振了精神力量、擦亮了奋进底色。
服务发展大局，凝聚信心力量
2022年12月9日，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一架搭载着江苏苏州商务经贸团近190人的包机缓缓降落。他们带着各色礼品和生产样品，赴欧洲多地开展订单洽谈和招商活动。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浙江、江苏、四川等多地外贸企业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掀起组团“出海招商”的热潮，按下经济复苏“快进键”。
这是长期以来，我国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一个缩影。
一年来，宣传思想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做好正面宣传引导，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
“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深入宣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精神，宣传思想战线站在全局高度深入解读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重大判断，阐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建设农业强国”的决策部署，展现特殊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活力。《一图看懂202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点》《中央定基调，明年经济工作这么干》等生动活泼的融媒体产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趋势、就业增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关切，增强了砥砺前行的信心，激发了干事创业的热情。
新闻媒体聚焦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等方面，播发“走进县城看发展”“江河奔腾看中国”“新征程·高质量发展谱新篇”等专题专栏报道，各路媒体记者访基层、看收获、谈发展、析经验，记录乡村振兴新变化、介绍科技创新新成果、展现改革发展新作为。
围绕“二十条”“新十条”“乙类乙管”等疫情防控优化措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各地有关部门，持续举办新闻发布会，就预防措施、感染后科学用药、康复后注意事项、老年人出现症状何时需要就医等群众关心的防疫热点问题，组织权威专家和专业人士，第一时间给予详细解答和分类指导，给人们吃下“定心丸”。
新闻媒体积极开展宣传引导和心理疏导，充分解读防疫政策优化调整的科学性、合理性、必要性，及时反映党委政府已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生动展现全社会团结一心、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最美画面和感人瞬间。一系列回应关切的详实数据、鲜活案例、专家采访，一个个传递温暖和力量的短视频、微影像、网文评论，缓解了焦虑、带来了信心、凝聚了共识。
无数挺身而出、迎风逆行的志愿者，奔忙在抗疫一线，在网上、在线下全面搜集百姓的困难和需求，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一袋米、一捆菜、一盒药，物虽平常，皆是温暖。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新闻舆论工作守正创新，文化文艺领域百花齐放。
近来，重大文化工程《复兴文库》出版发行，引发国人广泛关注。
这部卷帙浩繁的丛书，全五编包含60多卷、300多册、1.1亿多字，已出版三编共计37卷、195册、6190万字，时间跨度百余年，字里行间回响着一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的铿锵足音。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复兴文库》作序，发出“坚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大势、走好中国道路”的时代强音。
今日之中国，传承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自信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从中国国家版本馆开馆到“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文化工程即将结项，一项项重大文化工程护文明之火种，传永续之文脉；
从良渚、殷墟等遗址考古取得重要进展，到清代晚期木质沉船“长江口二号”出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取得丰硕成果；
从首届全民阅读大会成功召开，到“时代楷模”“中国好人”不断涌现，精神文明之花更加灿烂，道德的力量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一年来，宣传思想战线坚持以文化人、凝心聚力，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时代活力。
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筑同心，需要统筹网上网下，营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生态。
一枕临流水，一网通天下。2022年，水乡乌镇再次吸引世界目光。
2022年11月9日，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成立后的首届年会，以“共建网络世界 共创数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成功举办。
峰会上，新潮技术轮番亮相、智慧火花闪耀碰撞，关于数字未来的讨论和畅想正从乌镇传向未来和远方。
一年来，无论是举办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等活动，还是中央网信办出台加大治理网暴力度、整治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领域乱象等具体措施，宣传思想战线积极推进互联网内容建设，构筑向上向善的网络文明新风尚。
在各部门通力合作下，网络空间更加清朗，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加速培育，相关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有力维护了亿万网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奏响中国之音，展示国家形象
“中国14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将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
2022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书面演讲，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世界意义。
从巴厘岛到曼谷再到利雅得，党的二十大圆满落幕后，中国元首外交的繁忙程度一路延续，不仅展示了大国外交的魅力，也为世界更好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打开了一扇扇窗。
紧跟习近平主席全球步伐，中国媒体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推动中国理念、中国主张走向世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这些凝结着中国智慧与担当的理念和愿景，经过话筒、镜头和网络，不断让国际上更多的人所了解、所熟悉，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信心和力量。
一年来，宣传思想战线在外宣领域结合中国不断推动全球发展、开展国际安全合作的生动故事，坚持国家站位、树立全球视野、创新话语表达，多语种、多渠道、多媒体向国际社会开展积极宣介，推动中国理念深入人心，渐成世界共识。
奏响中国之音，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方案，又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
2022年6月23日，瑞士日内瓦，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同举办的“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涉疆视频宣介会如期举行。
宣介会现场，与会嘉宾和专家学者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在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和保护人权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对一些西方国家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诬蔑中国的恶劣行径，予以深入揭露和驳斥。
一年来，针对一些国家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疫情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抹黑，宣传思想战线敢于发声、善于发声，以充分的事实依据、丰富的表现形式，有理有利有节戳穿虚假谎言，令中国声音在众声喧哗中始终清晰响亮。
一声声有力回击掷地有声、激浊扬清，一场场主场盛会尽显大国风范、笑迎四海宾朋：
早春，片片“雪花”飘进“鸟巢”，八方来客汇集在五环旗下，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写下“一起向未来”的崭新篇章；
夏季，第五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等活动如期而至，在彼此交流中，为促进民心相通、共谋合作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金秋，“新技术”首秀、“新鲜货”云集，第五届进博会为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世界凝聚强大正能量；
冬日，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第二届理事会议等活动，为密切人文交流搭建起友谊的桥梁。
宾朋满座、济济一堂，宣传思想战线用真诚联接中外、用真情沟通世界，让国际社会更加清晰地看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2023年的大幕已经拉开，历史写下辉煌过往，时间掀开崭新一页。
回望过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站在新的起点上，肩负着“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崇高使命，宣传思想战线意气风发、昂首前行，踏上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记者王子铭、孙少龙、张研）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4日 01版）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