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技能培训让劳动者好就业就好业******
实施“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湖南省资兴市技能型劳动力占比10年间提高50多个百分点——
职业技能培训让劳动者好就业就好业（人民眼·就业优先）
本报记者 申智林
引子
年过四十的高坡村村民陈霞没有想到，从学校毕业21年后，还能有机会重返课堂，并在一年半内两度参加技能培训，“不仅免学费、免生活费、免住宿费，还通过了职业技能培训考试，获得育婴师初级证书，实现了收入翻番，这得益于‘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
“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已在高坡村所在的湖南郴州资兴市持续开展10年。
资兴市是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口不足40万，2012年下岗工人、生态移民等面临再就业的劳动力数量超过14万。当年3月，资兴出台“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使新增劳动力掌握1至2项就业技能，让已从业者创业技能不断提升，实现培养一人、就业一人、致富一家的目标。2015年12月，湖南省总工会在郴州市召开“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现场推进会，总结推广“资兴经验”。
职业技能培训是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国务院2018年5月印发的《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要求，“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截至2022年底，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已累计培训9万余人次，农村家庭参训率达80%，全市技能型劳动力占比由10年前的不足10%上升至60%以上，提高50多个百分点。
近日，记者走进资兴，探寻“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如何让劳动者一技傍身好就业、就好业。
健全长效机制
整合“普惠式”技能培训资源，加强对适龄劳动力动态管理，让技能培训更持久更广泛地惠及劳动者
左手稳稳托住头颈，右手轻轻擦拭，育婴师陈霞为新生儿洗澡时动作娴熟利落。“婴幼儿洗澡看似简单，其实学问不小。”陈霞说，2021年6月参加“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举办的育婴师培训班，系统学习了婴幼儿卫生保健、生活照料、安全防护等方面知识，如今已成为一名专业月嫂，月收入从过去的1800余元提高到目前的近4000元。
陈霞所在的高坡村是移民安置村，人均耕地少。陈霞一家四口的开销，过去主要靠丈夫在外干装修。随着两个孩子相继考上大学，各项家庭开支增加，她想找份工作贴补家用，但苦于没有手艺，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门路。
在资兴，很多城乡劳动者像陈霞一样，有务工意愿、缺一技之长。2009年，曾以煤炭开采为支柱产业的资兴市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加快探索转型发展之路。据2012年统计数据，资兴面临再就业的劳动力超过14万人，其中煤矿下岗失业工人5万多人、被征地农民3万多人、纳入国家环境保护项目的生态移民6万多人。
“一头是‘就业难’，一头是‘招工难’。”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黄小周说，2012年，全市就业人数20余万，其中专业型、技能型人才不足10%，全市八成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技术工人短缺。
为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应运而生。
“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开展之初，资兴市同很多地方一样，技能培训也存在管理条块分割、资金分散等问题。
对症施策，资兴市设立“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和市长牵头，通过整合人社、农业等15个有培训任务部门的项目和经费，实现统一培训计划、统一培训审批、统一培训基地、统一培训政策、统一跟踪管理。加大各项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金的整合力度，资兴市每年可以确保投入约5000万元用于劳动力培训。
2022年下半年，资兴市东江库区管理局提出开办果树种植培训的开班申请，为移民培训果树栽培技术；市农业农村局也有相关计划，培训果树种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市农村经营服务站的培训方案也与果树种植相关。“对于培训内容相关、培训主体重叠、培训时间相近的计划，我们通过协调予以整合，让培训资源用在刀刃上。”黄小周介绍。
最终，培训班由东江库区管理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农村经营服务站3家单位共同组织，对50名果树种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及种植大户开展培训，实现了“1+1+1＞3”的效果。
“健全长效机制，让技能培训更持久更广泛地惠及劳动者，摸清适龄劳动力底数是又一关键。”黄小周说，资兴建立了市、乡、企业三级劳动力资源信息库，按人口普查的方式，逐村逐户逐项登记，录入了8.4万余户19.5万多名16至60岁适龄劳动力信息，其中农村人口超过六成。同时，以乡镇人社专干为主体，建立了一支乡、村两级培养专干队伍，对适龄劳动力实施动态管理，培养专干定期走街串户上门宣讲动员，有针对性地为就业创业重点群体推荐培训课程。
免学费、免生活费、免住宿费，听了回龙山瑶族乡人社专干杨鹏对“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细致的讲解，陈霞不由动了心。翻开培训课程目录，家政服务、农业种养、烹饪、特种装备操作等专业培训赫然入目。结合兴趣爱好和市场用工需求，陈霞最终选择了2021年6月举办的育婴师培训班。结业后，她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月嫂工作，收入比过去翻了一番。
尝到技能提升的甜头后，陈霞对“一户一产业工人”培训更上心了，相关部门也通过学员微信群，定期将相关培训信息推送给她。2022年11月22日，资兴市育婴师中级培训班正式开班，陈霞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本次培训共计50个名额，开放报名3天后，申请人数达到了近80人，受欢迎程度超出组织者的预期。
“培训送到家门口，就近择业有门路，越来越多的群众吃上了‘技术饭’、端稳了‘就业饭碗’。”黄小周介绍，这些年，“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早已不仅仅面向第二产业培养人才，“凡是有益于一、二、三产业发展提质的人才培训，全部纳入这一工程。”
提升培训质量
哪里有需求，课堂就开到哪里；哪里有产业，培训就办到哪里，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参加资兴市育婴师中级培训班，陈霞担任班长。走进资兴市金达职业培训学校教室，高级育婴师曹丽娜正在讲授婴幼儿护理及早教理论，陈霞和同学们时而目不转睛盯着投影屏幕，时而埋头记笔记。作为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认证的育婴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员，曹丽娜有着11年的职业技能培训教学经验。
“整合培训资源，汇聚优质师资。”资兴市职教中心主任齐振煜说，资兴市协调职中、电大、劳动技校在内的10多家机构职教资源，成立了市职教中心，与市职业技术学校合署办公，具体负责教学工作。与此同时，从省内外聘请了31个专业领域的48位专家组成讲师团，形成了以市职教中心为主、18所乡镇农校和培训基地为辅的职业培训网络。
左手握拳按压肚脐，右手同时按压左拳，曹丽娜双手兜住仿真塑胶娃娃腹部，为学员们现场演示婴幼儿气管吸入异物后的急救措施，同时辅以详实的三维动画，说明如何通过肺部残留气体形成气流冲击异物的具体原理。随后，学员们3人一组围坐在桌前，按照曹丽娜刚刚讲解的细分步骤分组训练。
“强化专业技能，重在实操训练。”曹丽娜介绍，金达职业培训学校作为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的定点培训机构，从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聘请具有丰富临床医护经验的主任护师，定期为学员们讲授“婴幼儿常见疾病的基本护理方法”“婴幼儿应急急救措施”等专业医护课程。目前，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中的实操课程占总课时比例已达八成以上。
“这些年，我们的教学模式也在摸索中不断发展。”齐振煜说，“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刚启动时，曾办过一次以养殖农户为对象的培训课程，“一开始参训养殖户热情很高，结果上了三五次课之后，纷纷推托家里有事，不来上课了。”
“据部分学员反映，当时授课教师讲授内容过于偏理论、轻实践，有些培训内容跟不上产业发展需求。”齐振煜说，从那以后，“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坚持以促进就业创业为目标，瞄准就业创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确定培训内容，开设电焊、汽修、酒店服务、家政服务、病房陪护、育婴、电子商务等实用技术培训，有效提升了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机声隆隆，电机飞旋，湖南华润电力鲤鱼江有限公司工人巡检时发现脱硫浆液循环泵振动过大，立即通过对讲机呼叫检修公司锅炉环保班技术员何夏雄。经过细致查验，故障很快得以排除。“有了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何夏雄感慨，是“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让他从一名跟班学徒成长为专业技术工人。
“‘订单式’培训精准输送人才，为企业打造了一支专业检修队伍。”湖南华润电力检修公司培训部门负责人谢艳芳介绍，检修工作技术要求高，但在设备正常运转期间，企业难以组织培训，只能利用设备停运间隙进行，导致企业自主培养检修人员的时间成本高，“一名合格的检修员需要跟着师傅学习一年左右，方能独立上岗。”
谢艳芳说，由于学徒期间待遇相对偏低、工作内容相对枯燥等，企业技术类员工流失率长期居高不下，以至于每个月都要招聘新员工，培训难题成为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
“哪里有需求，课堂就开到哪里；哪里有产业，培训就办到哪里。”齐振煜说，“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湖南华润电力检修公司诉求后，与公司一起制定了联合办班的教学方案，利用周末时间开展检修学徒培训。彼时，何夏雄刚进厂当学徒，经过近3个月的系统培训，他顺利考取了《锅炉设备安装工（初级）》证书，实习期从9个月缩短至3个月，提前半年转正，如今已成为带领28名技术工人的团队负责人。
摊开一摞统计表，谢艳芳向记者介绍，企业技术类员工月度流失率从两年前的0.9%下降至目前的0.3%以下，缓解了企业用工压力。“培训跑出加速度，助力企业稳定队伍、提升效益。”谢艳芳说，企业加入“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以来，技术团队已经从500多人增至900多人。
齐振煜介绍，资兴市着力打造“企业下订单、培训机构出菜单、劳动者点单、政府出资买单”的“四单”培训模式，致力于实现与培养服务对象需求对接精准度高、培训主体素质提升度高、社会服务贡献度高、就业成功率高的“四高”目标。2022年，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共计培训劳动力4013人次，其中紧缺工种培训2572人，占比达64.09%。
为解决农村群众集中培训难、白天培训时间少、课堂培训接受慢等问题，资兴市充分发挥“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平台功能，与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拓展线上培训，大力推行线上培训与线下管理相结合，方便农民群众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开展线上培训。
目前，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已形成职业技能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两大类课程，截至2022年底，累计开设专业70余个、培训班1300多期。
助力稳定就业
推进技能培训、鉴定、就业有机衔接，全市逾4.1万名学员通过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关等级认证
偌大的实训室里，陈霞怀抱仿真塑胶娃娃，正在进行育婴师（员）中级技能考试模拟备考训练。“婴儿吐奶后如何处理？”曹丽娜话音刚落，陈霞用左手扶住娃娃头部，右手轻轻拍打后背，随后将娃娃平放在床上，手掌以肚脐为中心，按照一圈一揉节拍，顺时针轻抚娃娃腹部，直至做完8个节拍。
陈霞一丝不苟的动作、衔接流畅的步骤，令曹丽娜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届育婴师中级培训班开班以来，陈霞每天都会进行10余组模拟训练。对于即将到来的育婴师（员）中级技能考试，她信心满满。
“小小证书作用大，既是培训成效的直观体现，更是找工作时的‘敲门砖’。”陈霞说，2021年6月完成初级育婴师就业技能培训后，她曾去过市里的人才市场咨询，由于没有相关资质和实践经验，投出的简历基本石沉大海。7月顺利考取育婴师（员）初级技能证书后，立即有客户向陈霞表达了聘用意向。
打开手机，轻触屏幕，陈霞快速登录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根据页面提示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后，她的育婴师（员）初级技能电子证书旋即一键获取，培训等级、类型、机构名称和获取证书时间等信息一目了然，方便聘用方在线查询核实。“一证在手，就业无忧。”陈霞说，职业技能鉴定证书含金量高，与她同期培训的学员考取相关资质后，大多数都找到满意且对口的工作。
齐振煜介绍，在深入探索“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过程中，资兴市持续推进技能培训、鉴定、就业有机衔接。
过去，职业技能鉴定认证在地级市层面。各县市区学员办理职业资格等级认证时，需要本人到郴州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现场完成，鉴定流程繁琐，申办周期较长。
职业技能鉴定权限能否下放？2012年10月，经郴州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申请上报、湖南省人社厅审核批准，同意在资兴市职教中心设立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接受湖南省人社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郴州市人社局的业务指导和质量监督，由郴州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履行日常管理职责。
“家门口就能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试，乡亲们的培训意愿更高了。”黄小周说，相较于以往到郴州市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新举措为学员平均节约3至5天时间，大幅降低了他们的交通、食宿等开支。对于暂不能下放县级市办理的电工、焊工、叉车驾驶、装载机驾驶等特种行业职业资格等级认证，学员可在郴州市主管部门认可的资兴市内场地完成培训，之后直接到郴州市指定考点参加考试。
“截至2022年底，资兴市已有逾4.1万名学员通过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关等级认证。”齐振煜介绍，资兴电工、焊工、特种装备操作工、育婴师等劳务品牌正在加快打造。
“这些年，全市城乡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持续提升，稳定就业能力不断增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资兴市委书记杨理诚说，2012年以来，资兴市城镇新增就业6.9万余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3万余人，全市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6万余人，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1.6万余元增长到2021年的3.5万余元。
2015年12月，湖南省总工会在郴州召开“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现场推进会，总结推广“资兴经验”。2017年12月，湖南省总工会印发《关于全省深入推进“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的实施意见》提出，各地要将“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等紧密结合，主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截至2022年底，湖南省总工会累计投入4500万元用于“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培训农民工57.8万人次，培训后就业43.9万人。
《 人民日报 》（ 2023年01月06日 20 版）
筑牢数据安全屏障******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随着数据要素向深度应用拓展，规范数据流动、保护个人隐私、保证网络安全等问题也面临考验。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把安全贯穿数据供给、流通、使用全过程。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主持人：经济日报理论部主任、研究员 徐向梅
数据共享应用成效显著
主持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有何特点及优势？我国数据开发利用现状如何？
唐建国（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大数据应用与产业处处长）：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第一次把数据要素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提出，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数据，是对客观事物的逻辑归纳。在数字时代，数据成为表达信息、知识和智慧的主要载体。数据要素，是指经过清洗、加工和治理后，直接拿来可用并具有交易价值的数据资源。用土地作比喻的话，数据要素本质上是一块达到“七通一平”条件、能够在市场交易的“熟地”，也是高价值可用数据资源的代名词。从资源、要素、资产到资本，数据在形态演进中实现价值跃升。
从生命周期看，数据可分为零次数据（收集生成）、一次数据（清洗比对）、二次数据（统计分析）、三次数据（研判预测）等类别，具有无限衍生的可能。从自身构成看，数据具有类似于波粒二象性的二元化结构特征。从法律视角，数据分为载体和内容，数据权属可以分解为载体权利和内容权利。从技术视角，数据可分为信息和价值，基于隐私计算技术信息进行加密处理，可将数据计算价值进行流动。从生产资料角度看，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可再生、海量获取、消费中增值、边际成本接近零、在应用中产生价值等特点。利用数据要素，人们可以形成新的洞见，具备超范围协同、超时空预判、精准调控、双向触达等新能力，打破传统生产要素有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2015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近年来，各地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进行制度探索，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广东等地出台数字经济或数据条例，对数据的采集、共享、开放、交易等活动设定权利义务，明确了数据具有财产性权益，为数据开发利用提供了法制保障。
公共数据开放方面，我国不断加大开放共享力度，截至2021年10月，已有193个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其中省级平台20个，城市平台173个。截至2022年8月，北京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浏览量累计3.8亿次，公共数据开放总量约59.86亿条，其中无条件开放8496个数据集，约1.48亿条数据，累计数据下载总量突破30万次，有条件开放数据集3555个，约58.38亿条数据，整体水平居全国前列。
数据应用方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随申办、浙里办、北京通等App或小程序，通过整合健康服务、市民办事、行政审批等各类业务数据，为百姓提供多样便捷的政务和城市服务，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让百姓少跑腿”。截至2022年9月，北京通App累计下载量5000万次，累计用户1300万人，月活用户320万人，对外提供5177项政务和公共服务，汇聚576类电子证照1.24亿张。
数据要素市场方面，全国有40家左右数据交易平台。2021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河南、天津等地纷纷成立新型大数据交易所，基于隐私计算技术实现数据价值流动，创造了“可用不可见”的数据交易范式。北京开展数据资产评估试点，首批试点单位罗克佳华获得北京银行数据质押贷款1000万元，启迪公交成为通过数据资产入股成立的企业法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建成数据托管服务平台，为跨国企业提供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解决方案。
如果把数字经济比喻为蛋糕的话，数据就是面粉。提升数据供给规模、质量、流动效率，应当成为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一是以政务数据开放带动社会数据开放，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注入源头活水。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数据开放和获取程度将成为区域营商环境竞争力的重要指数。要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推进高价值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探索创建“数据特区”，促进多方数据融合应用。加快推进数据交易平台和分布式数据流动基础设施建设，有序引导社会数据高效流动。
二是破冰数据资产化改革激发投资热情，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数据从要素向资产和资本的演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源。建议在数据登记、评估、入表、入股、入贷、入统、入税、质押、信托等方面研究相关制度，为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改革红利。
三是以安全合规为底线深化数据应用，降本增效重塑千行百业。建立适应数字经济特征的新型监管模式，实施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加强对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的保护。聚焦工业数据、感知数据等新型数据资源，支持构建农业、工业、交通、教育、城市管理等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场景，开启数字经济新航海时代。
各国前所未有重视信息安全
主持人：国际上对于信息安全保护有哪些可借鉴经验？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信息安全领域宽泛，既包括网络空间得以安全稳定运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安全，也包括在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中起基础性驱动作用的数据安全，还包括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内容安全。美国“棱镜计划”被斯诺登披露之后，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重视信息安全，并在战略设计、技术创新和法规政策上取得一系列进展，其中有不少可借鉴经验。
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通过《第12065号总统行政令》《关于通信和自动化信息系统安全的国家政策》《转变中的国防：21世纪的国家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等举措，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渐成体系。近10年来，其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不断扩张，2011年《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将网络空间与陆海空天并列为行动领域，2021年增强国家网络安全的行政命令签署、2022年《网络安全战略规划2023—2025》发布，进一步将网络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优先位置。由于特殊战略环境，俄罗斯对信息安全同样敏感，1995年在讨论《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纲要》时提出信息安全概念，1997年《国家安全构想》提出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2000年《国家信息安全学说》为构筑未来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大厦奠定基础。2014年以来，俄罗斯在信息安全国家战略和法规政策上不断出台新举措，2021年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为维护国家安全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重中之重。现代社会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以及能源、交通、水利、金融、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信息系统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20世纪末美国出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保护的政策，确立保护机构，明确职责分工，此后相继发布第14028号行政令《提升国家网络安全》和《改善关键基础设施控制系统网络安全的国家安全备忘录》《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事件报告法》；欧盟高度重视整体层面的网络攻击防御和复原能力，2021年通过《关于欧盟数字十年网络安全战略的决议》，重申为欧盟关键基础设施建立新的、强大的安全框架的重要性；新加坡《2021年网络安全战略》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过程；澳大利亚《2022年安全立法修正案（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法案》就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进行了新的探索；俄罗斯强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和防御，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部门自2025年1月1日起全面禁用外国软件，政府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产电子元件基地。
数据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基础性问题。数据承载着个人、市场主体与国家的大量信息，关系到公民人格权益、市场主体财产权益以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美国在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立法较为碎片化，但联邦和州层面通过专门立法，已形成数据安全保护的制度体系。欧盟特别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通过《数据保护指令》《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严密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问题上，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信任危机，2022年3月美欧达成《跨大西洋数据隐私框架》，10月美国签署《关于加强美国信号情报活动保障措施的行政命令》，12月欧盟委员会启动《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充分性决定草案》推进进程。
内容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焦点议题。剑桥分析丑闻引发了美国对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警惕，开始讨论《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对平台责任的豁免问题，2020年签署《防止在线审查行政令》。欧盟、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巴西等纷纷出台法律，对社交媒体进行规范，强化内容治理。
供应链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重要内容。由于现代产品和服务依赖于供应链，产品的组件和软件来源众多，设备可能在一个国家设计而在另一个国家制造，这意味着产品可能包含恶意软件、易受到网络攻击，而供应链本身的安全漏洞也会影响公司安全基线。美国一直以来重视供应链安全，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系的战略设计，关注重点也逐步由灾难性风险转向大国政治博弈风险。2021年美国对半导体、新能源电池、关键矿物和医药用品四大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弹性进行评估，此后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强调供应链安全。英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而投入大量立法、规制和政策资源。
信息安全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综合工程，我们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网络强国，以高水平信息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构筑竞争新优势。
以法治应对数据安全挑战
主持人：大数据背景下，信息保护面临怎样的挑战？我国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有哪些举措？
郭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算法、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广泛应用于数据收集、加工和分析，大数据正深刻改变着国家治理能力、社会生活形态和经济运行方式，也对信息保护、数据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首先，随着不同场景中海量数据的收集与使用，数据侵害来源呈多样化趋势。例如，出入小区时人脸数据不规范采集、网购联系方式遭到营销短信轰炸等，个人数据安全问题遍布日常生活。在人脸识别相关案件中，人脸数据具有高度敏感性，不当收集程序及后续滥用、泄露风险，将对个人人身、财产安全产生重大的威胁，案件激起的个人数据信息安全话题，值得社会各方思考。
其次，数据处理者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面临数据安全问题。以金融数据为例，一些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缺乏与数据价值创造相匹配的重视并保护数据的意识与能力，引发了内部数据管理系统不健全、数据泄露或越界使用等问题。从2021年金融监管部门统计的涉数据违法处罚来看，金融机构因“未按规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泄露客户个人信息”等问题共收到罚单千余张，金额超10亿元。
再次，数据安全与数据商业化利用、公共价值创造之间如何平衡。数据安全固然重要，但也并非规范数据产业发展和企业数据处理行为的终极目的。数据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其易复制、可共享等特征为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数据要素不仅是数字经济深化演进的核心特质，还具有保障社会安全、提升社会福祉、维护国家数据主权等多重功能定位。如何在保障数据安全基础上充分利用数据商业化价值、实现数据要素的公共价值，是新时代数据治理核心命题。
最后，大规模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给国家信息安全带来新的挑战。某大型网约车平台公司赴境外上市风波即是典型事例，2022年7月有关部门公布了对该公司的处罚。类似地，美国近年来也通过《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扩大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制特定领域外国投资的数据跨境流动。一系列数据执法案例表明，数据安全已融入内涵丰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主权、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成为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数据治理的底线。
在立法层面，近年来我国在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保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及配套法规相继出台，丰富和细化了民法典这一基础性法律中的基本原则与相关制度，形成了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并重、国家数据安全与个人数据安全并重的现代化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行政监管部门鼓励和引导行业组织、高等院校、从业机构共同参与，推动多元主体在标准制定、文件论证、文化建设等方面与政府开展合作，形成了大量数据安全标准、科技伦理指引、数据治理倡议。这些软性约束与法律的刚性色彩相呼应，勾画出数据安全的“柔性边界”。
在执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条将国家网信部门作为负责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的机构，建立了网信办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执法的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监管体制机制，一系列“净网”“清朗”等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同时，该法赋予数据执法者包括询问、调查、查阅、复制、现场检查、查封和扣押等措施在内的执法工具箱。另外，随着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深入，监管科技已成为高效发现和追踪数据违法行为的新法宝。
在司法层面，目前已形成私益与公益诉讼相结合的司法救济体系。违约之诉、侵权之诉是个人数据被侵害时的私益救济方式。不过，由于其举证难度、救济成本、救济效果等方面的局限，使传统私益诉讼容易陷入困境。因此在私益诉讼之外，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设置了公益诉讼条款，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范围之内。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提起2000余件公益诉讼案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个人提起诉讼的“行动难”问题，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一道构成数据安全司法救济途径。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主持人：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释放数据潜能？
李爱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其自身价值和潜能日益凸显。为充分释放数据潜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不断凸显，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生产要素。数据价值挖掘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同时也是新经济增长点和新动能。
大数据精准分析和科学决策有效促进了教育、医疗、电子商务、工业、农业效率和经济效益提升。例如，医疗行业通过多部门对个人健康信息、职业、行为等数据与医疗数据关联处理，提供个性化和精细化医疗服务；政府通过政务数据共享和开发应用，提高了决策科学性、服务便民性和治理效率，同时提升了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和动态预警水平，实现了人民生活安全和幸福指数增长。产业方面，大数据开发和应用可形成新产业链、新消费、新经济内循环和新服务模式，例如“互联网+政务服务”、智能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养老等，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竞争方面，我国具有数据规模优势，2017年至2021年，我国数据产量从2.3ZB（计算机术语，十万亿亿字节）增长至6.6ZB，全球占比9.9%，位居世界第二，大数据产业规模从4700亿元增长至1.3万亿元。如果充分利用数据规模优势，提升数据规模、质量和应用水平，未来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将具有巨大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为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对个人信息保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带来挑战。现实生活中，个人信息数据泄露和滥用情况时有发生，数据要素处理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造成社会对数据和信息安全的担忧，降低社会成员提供个人信息意愿，叠加组织机构之间数据共享与开放壁垒，进而阻碍数据价值挖掘和潜能释放。
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既是对数据发展优势的保障，也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数据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是释放数据潜能的关键，我国在维护数据安全方面已确立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分别以保障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为立法目标，在促进数据潜能释放方面的基础制度仍供给不足。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以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为前提，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构建数据安全与发展平衡的基础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层面。一是确立数据财产权制度。数据是一种财产，应通过设立财产权的方式实现对数据财产的法律保护。数据财产权是指合法获得对数据控制的主体享有的财产权利，财产权利内容包括控制权、处理权、处分权和收益权，这些权利的行使受数据所记录信息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二是构建数据供给制度。构建以开放公共数据向市场供应数据生产要素的制度，公共数据开放应作为国家数据要素市场供给侧来源补给的主要手段，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应围绕开放公平、部门职责、开放标准、开放范围、开放类型、开放方式、开放程序、安全保障和监督机制展开。
三是搭建数据流通制度。数据流通是释放数据潜能的重要方式，目前平台交易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是有国家级资质的数据交易所，第二层次是由地方政府赋予资质的数据交易中心，第三层次是没有任何资质的数据交易平台。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制度，根据数据分级和分类，不同类别数据可在相应层次交易流通。
四是建立数据治理制度。数据治理是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使数据资产化，数据资产化是数据治理目标。建立数据治理制度要从微观管理角度着手，实现数据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包括治理组织架构（决策架构、管理架构、执行架构、监督架构）、权责边界明确的责任制度、安全保障、质量标准等。
五是构建数据源供给主体制度。建立数据源供给主体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数据需求方获取数据成本高、数据供给方维权成本高和国家对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缺乏实效性等问题。建议通过对数据源主体准入资格和内部治理结构规制，赋予数据源供给主体相关权利与义务，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