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员工年会醉酒身亡 法院判令死者担责95%******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黄彩华

　　春节将至，又到了人们聚餐喝酒较多的时节，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因年底聚餐醉酒引发的猝死索赔案。法院认定醉酒猝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行担责95%，聚餐组织者担责5%，其他同桌人已尽一般社交安全义务，无需担责。

　　酒后猝死：员工家属索赔逾百万元

　　20多岁的吴某是深圳某公司员工，被派驻公司关联企业东莞某公司。2021年2月2日18时许，吴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就餐人员有何某某等6人，其间吴某喝了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该公司负责人跟随其后，送往公司宿舍楼休息，给其两瓶矿泉水后离开。

　　吴某室友称，吴某当晚两次呕吐，他都帮忙清理了。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带牛奶鸡蛋到宿舍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当天13时，室友回到宿舍，吴某听到动静后起床。室友询问吴某是否严重，吴某没有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被子、枕头、衣服说“怎么这样”，就进了洗手间。室友随即离开宿舍上班。18时许，室友下班发现吴某晕倒在宿舍洗手间，便呼喊同事救助，并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吴某已无心跳。室友随后报警。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以及跟吴某同桌用餐的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共计111万多元。

　　法院判决：聚餐组织者承担5%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关键在于吴某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关于吴某死因，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由于未进行尸检，也没有检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现已无法通过医疗检验手段确定。根据聚餐当晚与吴某同桌的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吴某聚餐时喝了酒，结合吴某在聚餐后需要同桌两人搀扶回宿舍，以及回到宿舍后两次呕吐的情况可以推定，吴某死亡前存在醉酒情况。加上吴某对室友的问话未正常回应，无法正常上班，饮酒第二天即死亡，由此可推定，吴某死亡与饮酒有关。

　　关于责任承担，吴某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提供了白酒、红酒、啤酒，在吴某饮酒后两次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作为深圳某公司员工参与聚餐，并不属于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吴某家属未能举证证明聚餐他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餐桌上正常共同饮酒不构成侵权，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同桌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聚餐结束后，同桌两人将吴某搀扶回宿舍，另一人跟随其后，并为吴某准备矿泉水，结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其他异常情况，法院认定同桌者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吴某家属要求同桌者对吴某死亡应当有预见性以及承担相应义务，明显超出一般社交应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各方过错，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承担95%责任，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需担责。

　　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不能无限扩大同桌责任

　　承办本案审判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方淑敏称，同桌吃饭一起喝酒，是社会常见现象。聚餐中，喝酒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对自身喝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如果喝酒者酒后发生意外，组织者和同桌者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明知喝酒者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喝酒者失去自控能力但同桌者未安全护送、明知喝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等情况，同桌者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组织者和同桌者已尽了正常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将其责任义务无限扩大理解，否则就会人人自危，影响正常社会交往。

破解就医停车难需要多方协作******

　　就医停车难、医院周边交通拥堵，为群众所诟病，亟待解决。这不仅需要医院、交通管理等部门进行治理，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共同协作、多方发力，利用信息化优势，多措并举，从而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

　　1月12日晚，参加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委员们陆续报到，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院长齐越峰带来《关于解决就诊停车难，缓解医院周边拥堵的提案》。

　　诸多问题导致患者就医停车难

　　作为医药卫生界的市政协委员，齐越峰在参政议政过程中，聚焦患者的停车问题。齐越峰谈道，随着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驾车就医成为普遍现象，而在各大医院门口，经常出现就诊患者的车辆排成长龙、等待进入医院的景象，有时患者已经看完病，家属的车辆还未开进医院。齐越峰调研发现，诸多问题导致患者就医停车难。

　　首先，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存在潮汐现象。齐越峰在提案中指出，周一、周二上午就诊人数最为集中，医院周边路段此时也最容易堵车，社会车辆对就诊高峰不了解，更加剧了交通拥堵。其次，中心城区的医院由于历史原因，院内停车位有限，且难以扩容，开车就诊的人数与医院内部停车位明显不成比例。

　　此外，对于医院外的道路，医院在管理上无能为力，交管部门警力有限，依靠电子摄像头监控、违法停车贴条等办法，也极易引起患者不满，更有甚者将怨气指向医疗机构。

　　齐越峰介绍说，北京市曾在2014年到2016年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院停车场。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北京市内的医院建设地下立体停车库，每个车位成本高达30万元左右，投资方积极性不高。

　　患者就诊时间过长，也导致医院内的车位使用率不高。齐越峰观察，患者到了医院后，经历取号、报到、就诊、拍片、取药、治疗等环节一般需要2-3小时。大医院有时患者较多，看病至少耗费一上午，有限的车位和单次就诊时间过长的矛盾更加剧了停车难。

　　交管和医院协作疏导成为破题关键

　　如何破解就医停车难？齐越峰在提案中建议，首先应由交通管理部门牵头，加大医院周边交通拥堵情况的指挥调度。

　　齐越峰梳理媒体报道发现，2022年北京市针对重大活动、重点时期开展了30余次交通综合协调调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市民出行提供参考，并取得较好的效果。“随着交通数据共享、指挥调度能力进一步提升，将医院预约就诊、动态就诊人数纳入交通运行监测平台，建立交通综合协调调度机制，可以让医院周边交通更加有序和通畅。”齐越峰说。

　　交通部门要加大信息化建设。齐越峰指出，利用百度或高德等APP及时发布医院就诊人数信息、院内停车位数据，以及医院周边道路的拥堵指数，在预约和就诊人数集中时段采取交通预警和分流绕行提示，让社会车辆尽早避开医院，医院周边的交通状况或将得到改善。

　　除了疏导车辆，齐越峰建议，医疗机构要继续深入开展分级诊疗、预约诊疗、检验和化验报告的数据化，优化患者就诊的各项服务流程，缩短患者在医院的驻留时间，减少患者不必要的就医出行，也可有效缓解停车难题。

　　齐越峰还谈道，政府牵头在城区医院附近合适区域，在不影响街区景观的前提下，可鼓励社会资本出资建设立体停车场，让患者在医院附近就近下车就医。

　　文/本报记者 崔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