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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冬残奥选手说北京是老家 和朋友一起能撸100根串******

  镜头前,金发碧眼的芬兰残奥选手马蒂·赛拉宁,正用流利的汉语介绍着自己。很多时候,他也喜欢别人叫他的中文名字,刘迪。

  在近1个小时的交谈中,他毫无障碍地用中文回答了所有问题。由于此前长期在北京生活,在很多语境中,马蒂已经能将北京话中的“儿化音”熟练运用。

图为跆拳道学生作品中的刘迪。受访者供图 图为跆拳道学生作品中的刘迪。受访者供图

  虽然有屏幕相隔,但依旧能感受到马蒂对单板滑雪,对中国的热爱。

  用他的话说,“中国是我的老家”。如今37岁的他,曾在这里生活了20年。

  单板滑雪 & 北京冬残奥会

  作为残奥单板滑雪选手,马蒂在北京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参加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 - UL级和男子坡面回转-UL级比赛。

  “我觉得张家口(冬残奥村)很舒服,希望可以留更长时间,”虽然3月4日才抵达张家口,但马蒂笑着说已经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图为刘迪。受访者供图 图为刘迪。受访者供图

  谈起在赛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马蒂不假思索地说道,“我很喜欢和中国人聊天儿。”在他看来,这会带给他幸福感。

  中新体育:对于在冬残奥村的生活满意吗?

  刘迪:大家都很友好,比如志愿者、安保人员。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得非常好,吃、喝,包括小卖部都是很棒的。

  2002年,一场交通事故导致马蒂的左臂神经严重受损。这样生活了10年后,他在北京进行了截肢手术。

  对于从小就热爱运动的马蒂而言,他不仅选择用时间抚平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喜爱跆拳道的他也开始参加残疾人跆拳道的世界大赛。

  中新体育:如何与单板滑雪结缘?

  刘迪:在和芬兰残奥部门的人聊天时,我知道了残疾人单板滑雪项目。它看起来很好玩,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想试试这个。

  于是,2016年,马蒂带着雪板前往荷兰参加比赛,那是截肢后的他首次踏上单板滑雪的赛场。赛后,他便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更好的运动员。

图为刘迪在比赛中。受访者供图 图为刘迪在比赛中。受访者供图

  本次北京冬残奥会,马蒂未能在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UL级资格赛中突围。虽有遗憾,但他认为能够和世界顶尖选手同场竞技,对自己的表现已经非常满意。

  在马蒂的认知中,是运动给他带来了自信和幸福。如今,单板滑雪已经从爱好变成了马蒂的职业,他在芬兰担任教练,教滑雪、跆拳道、跑酷等。

  爱看《差不多先生传》

  马蒂的父亲从事的是手机网络相关工作,由于工作原因,马蒂很小时候便跟随父亲来到了中国。“在我最初有记忆时,就已经在北京了。”马蒂笑着说道。

  中新体育:“刘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

  刘迪:我父母离婚后,我爸找到了中国妻子,我现在的妈妈是中国人。“刘迪”这个名字是姥爷给我取的。

  “就是跟人家聊天儿。”

  谈及学习中文的过程,马蒂的回答很是简单。“和人聊天的过程中,我能了解大学里学不到的生活用语。”

  回想印象最深刻的经历,马蒂有些害羞地笑了,“应该是我喝酒后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儿。”

图为刘迪在训练。受访者供图 图为刘迪在训练。受访者供图

  中新体育:这次回到中国,感觉中文退步了吗?

  刘迪:我以为会退步很多,但我发现还是可以的。语言这种东西你学会了,即使退步了,很快就能恢复。

  对于中国文学,马蒂同样颇有造诣。

  “我很喜欢《差不多先生传》,”提起自己印象深刻的中国作品,马蒂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兴奋。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差不多先生’。我对我自己的‘差不多’已经很满意了。”话语间,看得出马蒂由内至外的自信。

  “《阿Q正传》我也学过,我觉得‘精神胜利法’也是一个我们所有人必须去考虑的一个事情。我感觉它告诉我们当心变成‘阿Q’。”

  其实,马蒂对于哲学同样很感兴趣。他常和老师探讨《孙子兵法》以及道学等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

图为刘迪(蓝色)参加比赛。受访者供图图为刘迪(蓝色)参加比赛。受访者供图

  中新体育:是不是中文课程成绩出色?

  刘迪:也不是,古代汉语,我补考了两次。

  马蒂谦虚地说道,“我读书时的想法是,60分万岁。”

  曾在北京三里屯“消灭”100串羊肉串

  中新体育:对中国哪个城市最熟悉?

  刘迪:我去过(很多城市)旅行,天津、上海、内蒙、成都、大连……

  但对于曾先后三次来北京生活的马蒂,那里无疑是他最熟悉的。

  小时候,马蒂曾住在光明公寓和国贸公寓。进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后,他来到了五道口。后来,还曾搬到顺义。

  “如果现在上车说去哪,我可能会说去五道口。”这个在北京被誉为“青年人天堂”的地方,是马蒂待得最久的。

  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那段时间,马蒂也时常来到三里屯酒吧街缓解压力。如今在从事职业运动后,他已经戒酒了。

  回想起这些年在北京的经历,马蒂对美食念念不忘。他很接地气地说道,“我喜欢路边摊,羊肉串、烤馒头……”

  “那天在冬残奥村餐厅里吃到了羊肉串,我已经很满意了。唯一遗憾的是,还没找到茉莉清茶饮料。”

  中新体育:有没有在北京寻觅到美食?

  刘迪:马路边的羊肉串是最好吃的!有一次我和朋友去三里屯,我们“消灭”掉了100串羊肉串。

  在北京生活期间,不少芬兰好友也会来中国游玩。对于如何做好“导游”,马蒂同样深谙其道。“如果是年轻人,会带他们去学院路;如果是年龄大一点的朋友,我就带他们去天安门、长城。”

  而长期居住在中国,马蒂也早已被打上了鲜明的东方文化“烙印”。他曾在内蒙古草原骑过马,对于打麻将也略知一二……

  女儿会写ABC前,就认识汉字

  “她叫刘萱,我们叫她萱萱。”谈起女儿,马蒂的嘴角又上扬了几度。

  中新体育:是否会向女儿介绍中国文化?

  刘迪:她已经会说中文了,我女儿她说,还没会写ABC的时候,就已经能认识一些汉字。

  “女儿出生之后,我妻子和女儿说法语,我跟她说英语,我爸爸和他说芬兰语,我妈妈给他讲中文。”

图为刘迪女儿练习单板滑雪。受访者提供视频截图 图为刘迪女儿练习单板滑雪。受访者提供视频截图

  谈起已经接触过四国语言的女儿,马蒂很是骄傲。

  其实近几天,是马蒂妻子的临产期。作为丈夫,他想陪在妻子身边,亲眼看到第二个孩子出生。这次中国之行前,马蒂犹豫了很久。

  中新体育:当时为什么选择来参加北京冬残奥会?

  刘迪: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最后是我妻子劝我来的,虽然她不想生孩子时没人陪伴,但她知道单板滑雪是我的职业。而且北京是我的老家,所以这个机会我不能失去。

  马蒂调侃着说道,“我希望儿子等到我回家之后再出生。”

  多才多艺,深爱中国功夫

  长时间在中国生活的马蒂,对于中国功夫同样痴迷。太极拳、双截棍他都练得有模有样。

  中新体育:在中国,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刘迪:我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学过武术、太极拳、双截棍,也参加过几次比赛,这些都给我带来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和我的中国教练,一起训练的朋友共同交流。

  从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太极拳课程,到在路边被打双截棍的师傅所吸引,马蒂变得越来越多才多艺。

  “我的太极拳课得了100分。”马蒂满意地笑了。

图为在跆拳道俱乐部的刘迪。受访者供图 图为在跆拳道俱乐部的刘迪。受访者供图

  马蒂即将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当被问及将在赛场上打拼到多少岁时,马蒂坦言,“只要我身体允许的话,就会继续。”

  中新体育:未来会考虑来中国定居吗?

  刘迪:我会保持这个意见,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肯定会考虑。

  金发碧眼的他,自称“老北京”;身为芬兰运动员,却在中国生活过20年,在马蒂的娓娓道来中,他和中国的故事也将被更多人所熟知。(作者 刘星晨)


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

  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

  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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