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武汉GDP为18866.43亿元 比上年增长4%******
中新网2月1日电 据武汉统计微信公众号1日消息,根据湖北省市州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初步核算,2022年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GDP)18866.4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75.79亿元,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6716.65亿元,增长7.3%;第三产业增加值11673.99亿元,增长2.3%。
农业生产稳中有升,主要农产品产量持续提高
2022年,武汉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36.7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3.9%。其中农业总产值477.70亿元,增长2.7%;林业总产值10.99亿元,增长6.2%;牧业总产值113.17亿元,增长3.6%;渔业总产值160.77亿元,增长4.8%;农林牧渔及辅助性活动产值74.09亿元,增长11.6%。全市粮食产量89.88万吨,下降0.96%;蔬菜产量841.29万吨,增长2.5%。
工业经济稳中提质,高技术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
2022年,武汉市规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0%,其中采矿业增长64.8%,制造业增长5.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0.8%。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3%,增速快全市规上工业11.3个百分点,年内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业的比重为17.1%,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5.7%,比上年提高19.0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快,先进制造业投资增势较好
2022年,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0.8%,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延续了平稳快速增长态势。从投资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0.8%,比上年加快6.9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5.5%。工业投资增长19.3%,比上年加快9.3个百分点。工业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9.1%,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投资高速增长,分别增长177.4%、17.3%、38.1%,是带动工业投资增长领先的重要力量。从投资主体看,民间投资增长1.0%,占全市投资比重为45.0%。
消费市场稳步复苏,对外贸易总体平稳
2022年,武汉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36.20亿元,比上年增长2.1%。从行业看,限上批发业和限上零售业销售额分别增长7.7%和3.8%,限上住宿业营业额下降9.7%,限上餐饮业营业额增长0.9%。从消费方式看,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实现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1093.47亿元(占限上社零额30.0%),增长4.6%,快限上社零额增速1.4个百分点。从商品种类看,我市15类主要限上零售业商品中,9类零售额同比实现正增长。其中,建筑及装潢材料、饮料、中西药品、石油及制品、汽车类分别增长22.8%、18.9%、15.7%、11.9%和11.3%。新能源汽车增长156.2%,占汽车类比重由上年的10.4%提高到23.8%。
2022年,全市进出口总额达3532.2亿元,比上年增长5.3%。其中,出口2153.0亿元,增长11.6%;进口1379.2亿元,下降3.3%。
财政收入保持增长,金融信贷增长平稳
2022年,武汉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2690.23亿元,按可比口径(扣除留抵退税因素),比上年增长4.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04.74亿元,可比增长3.7%。其中税收收入1239.56亿元,可比增长1.7%,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82.4%。
截至12月末,武汉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35754.03亿元,比上年增长5.9%。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44383.81亿元,增长8.7%。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2022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449元,比上年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304元,增长7.7%。
2022年,武汉市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3%,涨幅比上年扩大1.7个百分点。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食品烟酒、其他用品及服务、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衣着、医疗保健类价格分别上涨4.8%、2.7%、2.6%、2.3%、1.8%、1.4%、0.7%和0.2%。(中新财经)
发育儿补贴,鼓励生育就该着眼于“减负”******
■ 社论
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初步拟定了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明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原则发放育儿补贴,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计补贴分别为7500、11000、19000元,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济南日前也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应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以来,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这次深圳、济南等地对育儿补贴做出政策安排,挟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实打实的激励补贴,意味着“发钱鼓励生育”的政策暖风,正更多地从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大城市。
这显然来得很有必要:现实中,大城市虽然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轻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现象往往也更严重。这跟大城市里生活压力更大、工作节奏更快及精养模式对应的养育成本更高,有直接关系。
生育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经济学视域下,生育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再生产”,其正外部性很明显,但高成本也会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深圳、济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儿补贴,无疑是直击适育年龄人口的真切痛点。拿深圳为例,其超大城市属性本就赋予了其育儿补贴举措以标志性意义,而相对较高的补贴标准和生育补贴对象扩展到一孩的补贴范围,也不乏范本价值。
鉴于深圳几乎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线,以育儿补贴鼓励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发力。也因如此,此举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毕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直以来,社会对发育儿补贴有些争论。有人会拿“低生育率趋势不可逆”去否定育儿补贴的存在价值。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家庭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犹豫观望,都有生活压力因素考量其中,这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发放育儿补贴,就算无法覆盖全部的生育养育成本,也能缓解许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压力。而个中传递的“鼓励生育”导向,也会在营造向好预期中带来积极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发放育儿补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系统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生育假、给予家庭买房补贴之类的办法鼓励生育。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更是出台了二十条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产假、医疗、教育、住房、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多向发力,旨在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给予育儿补贴,正与国家层面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减税之列的动作同向而行。
说到底,生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的方式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