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让社区服务更精细******
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
让社区服务更精细(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穿上西装、打好领带，86岁的陈可明(化名)显得精神了许多。
“一会儿要去驿站表演节目呀，开心吧！”凑到陈可明耳边，老伴李为梅大声说道。
锁好门，两位老人牵着手，缓步走向上海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距离很近，七八分钟就到。这里每天都有活动、有餐食，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家’。”
通过合理布局市民驿站、长者照护之家、社区食堂、智慧健康小屋等，如今嘉兴路街道已形成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为老年人就近就便提供日托、助餐、助洁、助医等服务。
“2018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要把政策落实到位，惠及更多老年人。”嘉兴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俊说，“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将持续完善社区为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
上午9点，推开市民驿站二楼日间照料中心的门，歌声飘然而至。陈可明神情陶醉，正指挥几位老人排演。一旁，李为梅举着手机，为他们拍照留念。
去年，陈可明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儿女不在身边，李为梅一人照顾老伴。“得亏有这市民驿站，不然真熬不住。”李为梅说。得知市民驿站开设了日间照料中心，老两口几乎每天都来，“早上8点半来，下午4点离开，有护理员全程带着做手指操、表演节目，老陈还在合唱队里当起了指挥。”
老伴有人照护，李为梅也有了空闲时间，跟着几个老姐妹跳起了扇子舞。
在虹口区，市民驿站赢得了众多老年人点赞。“现在每个街道都至少建有3到4个市民驿站，为老年人提供日托、助餐、助洁、助医等服务。”虹口区养老服务发展中心主任王青介绍，各街道把最大的市民驿站作为枢纽式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形成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
“现在我们街道有12个社区助餐点。不管从街道的哪个小区出发，10分钟内就能吃上热乎饭。”没法出门的时候，李为梅会申请上门送餐。
嘉兴路街道着力推进为老服务精细化。“以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为例，驿站的诊所增加了多个中医养生项目；日托所增加了热疗床、智慧养老设备。”刘俊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要求，我们将优化服务供给，分类提供养老保障、生活照料、康复照护、社会救助等适宜服务。”
探索“管家式”养老服务
之前，80岁的罗阿婆家里用的是砖砌的浴缸。随着年龄增长，洗澡越来越费劲，特别担心摔着碰着。
利用嘉兴路街道开展适老化改造契机，与罗阿婆结对的养老顾问潘海峰帮老人递交了浴室改造申请，拿到3000元补贴，并全程代办相关手续。之后，施工队进场施工，一周多时间就改造完毕。
在虹口区，像潘海峰这样的养老顾问已有474名。虹口区进一步打造“管家式”养老服务，制定服务清单。
“我们在市民驿站、居委会设置养老顾问点，对街道的高龄、独居、失能老人开展排查摸底，组织282名志愿者、网格员与养老顾问一起逐户上门问需，并与上千位有需求的老人结对。”刘俊介绍。
29岁的潘海峰是嘉兴路街道飘鹰居委会的老龄事业专职干事，自兼任养老顾问以来，共与54位老人结对。说起养老顾问为老服务的事，他如数家珍：飘鹰花苑小区中心处新改建了花园、增加了健身器材；一些居民楼入口新建了无障碍坡道……
虹口区还积极推动养老顾问点从市民驿站向居民区延伸，并充分发挥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作用，为符合条件的老人提供助餐、助浴、陪医就诊等一对一上门服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虹口区副区长章维表示，将采取更多措施持续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健全关爱服务体系
下午，72岁的周平峰在市民驿站旁的和平公园内快走2公里。一圈下来，他直奔公园西侧的室外智能体测仪，根据提示音熟练操作。不一会儿，身高体重、体成分、静态心率等指标已测出。
前不久，一些老年人向嘉兴路街道办事处反映：“在公园里锻炼完，能不能有个仪器检测一下身体情况？”一套多功能室外智能体测仪定价10多万元，还要协调公园提供安装空间，单凭嘉兴路街道的力量，解决难度大。
嘉兴路街道着力推进党群服务阵地融合发展，统筹协调驻区单位、“两新”组织、志愿者等力量和资源，共同为辖区群众解难题。最终，区绿化市容局、区体育局、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党组织共同发力，促成室外智能体测仪落户和平公园，并由志愿者队伍负责日常维护。
开展互助养老，是嘉兴路街道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的又一举措。
嘉兴路街道推出“老伙伴计划”，由228位低龄健康老人结对上千位有需求的老人，通过上门探访、情感支持和参与社区活动等形式开展互助服务。
市民孙东娣与5位高龄老人结对，每天都要挨家挨户走一趟，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我是有52年党龄的老党员，也要出一份力。”孙东娣说，现在提供互助服务，等自己高龄时也能享受这种服务，“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人民日报 记者 刘士安 方 敏)
发育儿补贴，鼓励生育就该着眼于“减负”******
■ 社论
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初步拟定了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明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原则发放育儿补贴，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计补贴分别为7500、11000、19000元，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济南日前也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应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以来，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这次深圳、济南等地对育儿补贴做出政策安排，挟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实打实的激励补贴，意味着“发钱鼓励生育”的政策暖风，正更多地从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大城市。
这显然来得很有必要：现实中，大城市虽然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轻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现象往往也更严重。这跟大城市里生活压力更大、工作节奏更快及精养模式对应的养育成本更高，有直接关系。
生育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经济学视域下，生育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再生产”，其正外部性很明显，但高成本也会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深圳、济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儿补贴，无疑是直击适育年龄人口的真切痛点。拿深圳为例，其超大城市属性本就赋予了其育儿补贴举措以标志性意义，而相对较高的补贴标准和生育补贴对象扩展到一孩的补贴范围，也不乏范本价值。
鉴于深圳几乎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线，以育儿补贴鼓励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发力。也因如此，此举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毕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直以来，社会对发育儿补贴有些争论。有人会拿“低生育率趋势不可逆”去否定育儿补贴的存在价值。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家庭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犹豫观望，都有生活压力因素考量其中，这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发放育儿补贴，就算无法覆盖全部的生育养育成本，也能缓解许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压力。而个中传递的“鼓励生育”导向，也会在营造向好预期中带来积极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发放育儿补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系统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生育假、给予家庭买房补贴之类的办法鼓励生育。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更是出台了二十条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产假、医疗、教育、住房、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多向发力，旨在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给予育儿补贴，正与国家层面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减税之列的动作同向而行。
说到底，生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的方式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