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中国经济大家谈】高频数据看中国经济运行 消费热度正在稳步复苏******
中新网1月7日电题：【中国经济大家谈】高频数据看中国经济运行 消费热度正在稳步复苏
1月6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举行的座谈会上，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大数据分析处处长、研究员杨道玲表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加快优化调整，各项稳增长举措持续落地赋能，预计今年市场信心将稳步修复回升，经济发展内生动能有望回稳走强，推动我国经济趋暖趋好。
国家信息中心通过对企业登记注册、招中标、人流量、线上消费、工程机械运行等20余种、3.91亿条高频数据监测分析显示，受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新发多发等因素影响，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经济恢复有所放缓，但总体上看2022年我国经济经受住了各种超预期冲击因素的影响，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潜力和活力。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大数据分析处处长、研究员杨道玲。供图具体来看：
第一，从投资看：项目投资总体较快速增长，工程建设相关行业逐步回暖，预计今年继续保持韧性持续发力
2022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多措并举，持续部署合理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投资对经济恢复发展的重要作用，取得明显成效。高频数据监测分析发现：一方面，作为投资先导指标的工程项目中标数量保持较快增长。对全国投资项目中标数据监测分析显示，2022年以来，工程项目中标量总体较快增长，全年同比增速达到57.7%的较高水平。从第四季度看，10月中标量增速虽有所下滑，但此后快速回升，12月反弹至63.2%，显示出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另一方面，工程建设相关行业稳步回暖。数据显示，2022年4月以来，国内各类工程机械总销量同比降幅不断收窄，11月降幅为4%，较4月收窄38.3个百分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挖掘机销量11月份已实现同比正增长，增速为2.7%，较3月的低点提升66.3个百分点，回暖势头明显。同时，反映水泥生产情况的磨机运转率也呈现降幅波动收窄态势，12月降幅较4月份的低点收窄32.1个百分点。综合考虑今年政策支撑力度加大、市场信心回暖以及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等有利因素，预计2023年投资内生增长动力将持续强化，投资韧性继续凸显，在稳定经济大盘中将发挥更加关键性作用。
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特别是促进重大工程项目投资尽快落地实施，是拉动就业、扩大消费、提振市场信心的重要抓手，也是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的重要举措。今年投资方面仍需持续精准发力，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国家重大战略，因地制宜积极做好项目选取和储备，同时要健全投资项目融资机制，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金广泛参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第二，消费方面：多项消费指标企稳回升，消费热度正在稳步复苏
去年12月以来，全国多地陆续经受疫情冲击，消费活力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按照党中央部署，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加强统筹衔接，有序组织实施，顺利渡过流行期，确保平稳转段和社会秩序稳定。随着各地疫情先后达峰过峰，多地正积极有序助力复工复产，推动城市活力加快恢复，多项高频指标显示我国当前消费热度正稳步复苏。
基于全国18个城市地铁人流量数据构建的地铁人流热度指数显示，去年12月以来我国地铁人流热度先降后升，目前指数达61.4，较12月低点大幅回升36.5个点。同时，我们通过追踪全国83城232个重点商圈人流量数据，构建了线下商圈消费热度指数，发现12月该指数也呈现先降后升走势，目前已达96.6，较12月低点提升28.7个点，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重点城市在内的全部83个城市指数均已企稳回升，商场往日热闹繁华的景象正加快回归。分行业看，生活服务业消费正加快回暖。生活服务业商户既是经济社会运行的毛细血管 ，也是 “烟火气”的主要来源。我们基于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生活服务类商户订单数据构建的生活服务业消费热度指数近期也持续恢复，截至1月2日为98.1，较12月低点提升4.0个点，这表明生活服务消费正在加快“热起来”，特别是旅游业消费热度指数提升45.7个点，恢复势头强劲。
但同时也要看到，在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反复冲击之下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修复仍然需要时间。下一步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采取更加强有力措施，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增加消费场景，着力消除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利因素，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第三，外贸方面：进口率先回暖，外贸增长动能总体平稳
外贸相关的高频指标监测表明，在国内政策带动下，我国贸易平稳增长，展现出较强韧性。一是我国港口活力正在回暖。港口物流数据显示，12月港口物流指数为84.49，环比上升2.31%。交通运输部数据也显示，港口货物吞吐量逐步恢复，12月以来货物吞吐量先下降后上升，12月24日触底后快速反弹，12月31日货物吞吐量达到3383万吨，较11月底增长2.6%。
二是外贸事件活跃度持续回升。对全球主要互联网平台中与外贸相关舆情数据分析显示，外贸相关舆情事件活跃度与外贸总体走势高度相关。2022年12月外贸舆情事件活跃度为2787.4，环比增长11.8%。说明我国外贸保持较强韧性，恢复态势明显。
三是澳新航线进口增长迅速。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显示，2022年澳新航线进口集装箱运价指数一直保持上涨态势，虽然在11月下旬出现短暂回落，但12月中旬触底反弹，截至1月4日达到2256.87，较低点上升9.6个百分点。
四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亮点突出。宁波航运交易所数据显示，11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指数为256.63，同比增长4.6%，环比增长5.6%。随着疫情政策的放开及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我国将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深入挖掘国内需求潜力，不断扩大内需对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
第四，从企业运行看，市场主体活力呈现逐步复苏势头
一方面，市场主体规模平稳恢复。受国内外各种超预期因素影响，我国市场主体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增多，但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落实，2022年市场主体规模稳中有增，特别是下半年8、9、10三个月市场主体增长势头持续上扬，市场创业热情逐渐恢复。企业登记注册数据显示，2022年1-11月我国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3.2%，其中新设个体工商户同比增长7.4%。
另一方面，企业经营活力回升。通过分析全国100个有代表性的孵化器周边逐日人流量数据，构建了创业企业经营活力指数。数据显示，上半年创业企业经营活力指数整体回升态势，尽管四季度受疫情影响指数降至年内低位，但12月底已恢复至81.3，比低点提升2.3个点，这表明创新创业最活跃的一批企业经营活力已出现回暖势头。
基于生活服务类商户开工营业情况构建的生活服务业经营活力指数显示，自12月最后一周以来，该指数逐日上升，表明越来越多的商户正从疫情影响中恢复，纷纷开工营业。同时，我们基于全国80城办公场所人流量数据构建了在岗率指标，数据也呈现了相同的结论，近期我国办公场所在岗率已较上月低点快速恢复了近10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重点城市分别恢复32.9、14.0、14.6、15.5个百分点。
近期各地积极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系列促进市场主体发展政策举措的落地，也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多项高频指标纷纷回暖，表明因疫情放缓的城市脚步已再次加快，各地企业复工复产不断推进，经营活力正在稳步恢复。
展望2023年，随着市场预期向好、市场需求回暖，市场主体经营活力也将随之进一步提升。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着重围绕市场主体需求施策，量体裁衣提升政策可操作性，完善政策实施方式，增强稳经济各项举措落地时效性和精准性，持续为企业输血补气、稳定预期，加快促进市场主体全面复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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