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解读中国经济“成绩单”！预计四季度延续向好******
10月24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这是一份明显好于二季度的成绩单，折射出中国经济恢复向好势头。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3.0%，比上半年加快0.5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三季度增长3.9%。从环比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9%。
中新社国是论坛在线举行“2022年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邀请专家学者，对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解读。
经济实现“V”型反弹 预计四季度延续向好
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三季度3.9%的经济增长率来之不易，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V”型反弹，预测四季度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基本状态。
姚景源表示，三季度中国经济遇到不少挑战。从外部来讲，美国、欧洲多国通货膨胀率达到40年来高点，美联储加息导致世界主要货币贬值，人民币也受到冲击。从内部来讲，8、9月份，长江流域一带高温干旱，也给整体经济运转带来一定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3.9%的经济增长率来之不易，这是一系列稳经济大盘政策措施实施的重要成果。”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三季度增长3.9%。从环比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9%。
姚景源指出，可以发现，二季度是今年经济低点，三季度明显回升，中国成功实现了“V”型反弹。三季度主要指标都在回升，按照这种趋势，预测四季度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基本态势。
谈及数据亮点，他指出，工业为整体经济回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方面，从月度情况看，7、8、9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8%、4.2%、6.3%。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三个月工业数据逐月回升，呈加快恢复态势。
另一方面，分行业看，9月份，工业41个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占比约78%，表明绝大多数行业都处在向好趋稳的状态。
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占GDP的比重为28.1%，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这表明，实体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不仅“稳住了”，还略有回升。
姚景源分析，在工业增幅趋稳向好的同时，工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例如新能源汽车，1-9月同比增长112.5%，“这是很重要的成绩”。
展望四季度，如何进一步稳住中国经济？姚景源认为，一方面要稳住就业，就业的增加意味着收入的增加，收入增加能够直接推动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要激发企业活力，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的活力。
消费中长期看升级基础未动摇
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周景彤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从中长期看，中国消费升级基础仍未动摇。
国家统计局24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0305亿元，同比增长0.7%，比1-8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上半年为同比下降0.7%。分季度看，三季度增长3.5%，二季度下降4.6%，一季度增长3.3%，三季度较二季度加快恢复。消费整体呈现恢复增长。
周景彤表示，三季度消费整体呈现恢复态势，但需求恢复相对较弱。疫情反复导致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消费场景缺失，消费市场恢复缓慢。
周景彤表示，疫情暴发至今已经三年时间，疫情不仅通过影响就业和收入影响居民消费能力、消费倾向，还改变居民消费习惯，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消费的结构变化呈现出一定消费降级倾向。
但2021年在疫情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服务消费回升态势良好，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通讯器材等非必需品消费占比也均小幅回升，表明消费降级可能是疫情冲击下的短期现象。此外，尽管受疫情冲击，但一些领域的消费升级仍在持续，例如，2021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高达4710 亿元，同比大增36%，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中长期来看，中国消费升级的基础仍未动摇。居民收入将随着经济总量同步增长，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战略持续推进，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未来消费升级奠定基础。此外，技术进步、产品创新也将进一步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推动升级型消费扩大。”周景彤说。
展望四季度及今年全年消费情况，周景彤认为，疫情影响仍将持续存在，消费将呈弱复苏趋势。
他表示，四季度，消费有望在政策持续支持下保持恢复趋势。一是疫情防控措施有望为服务消费、线下消费恢复创造条件。二是汽车消费有望继续成为支撑消费恢复的重要因素。三是上年同期基数较低。2021年四季度消费增速为3.5%，较上个季度放缓1.5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预计四季度消费同比增长5.5%左右，全年增长2.2%左右。”周景彤建议，下一步稳消费的重点在于稳就业和稳预期。要更加注重发挥投资的托底作用。要规范零工市场，加大以工代赈力度，对失业者和毕业生群体提供过渡性工作岗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考虑提高个所税起征点，进一步让利于民。
居民收入前三季度“跑赢”国内生产总值得益于三方面因素
根据中国官方24日披露的数据，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跑赢”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按不变价格计算，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0%；而同期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3.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人均收入的增速“跑赢”GDP增速，表明中国广大居民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红利。在中国大多数年份的统计数据中，居民收入增长率都超过GDP增长率，这是中国经济的优势。
白景明分析称，今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之所以跑赢GDP增速，这主要得益于三个因素：
一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坚持高质量发展战略。从产业结构上看，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增加，比重逐步上升；数字经济规模亦持续扩大，这些都带来就业的扩张和居民收入的增长，毕竟居民收入增长的“大头”主要是靠工资性收入。
统计显示，按收入来源分，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5678元，增长5.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6.7%。
二是中国经济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优化经济的供给端，优化相关产业链，为中国制造的更新换代、转型升级创造了条件，推动中国经济良性循环，带来了居民收入的稳健增长。
三是宏观政策的支持。首先，通过大规模减税来提高居民收入。包括减征个人所得税直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免企业税收负担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并为工资性收入增长创造有利条件。其次，通过有力的财政支出来增加居民收入。包括给农民提供种粮补助来帮助农民增收。
统计显示，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快于城镇居民2.1和2.0个百分点。具体而言，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482元(人民币，下同)，名义增长4.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比上半年提高0.7和0.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00元，名义增长6.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3%，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比上半年提高0.6和0.1个百分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8702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0%，比上半年加快0.5个百分点。
对此，白景明表示，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处于稳中向好的态势。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但三季度的经济增速仍比上半年有所提高，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稳固，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潜势较大。相信只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良好发展态势。预计四季度中国经济仍将实现恢复性增长，且增长态势较前三季度将进一步扩大。
外贸前三季度增9.9% 中国经济最突出的亮点之一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表示，前三季度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分产业看，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2.3%。整体看，第一产业总体势头还是好的，但第三产业明显偏低。
具体来说，第三产业内部的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都拖慢服务业和中国经济的增长。第三产业内部也有一些行业在加速崛起。比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前三季度增速达到8.8%。
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一方面应当出台更多扶持电子信息等新业态新动能的政策，来稳住第三产业增长；另一方面也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疫情的精准防控，让旅游、住宿、餐饮等行业能尽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经济稳增长提供支撑。另外，对房地产也应该出台更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
展望四季度，考虑到消费增长和消费预期都在恢复，这将对经济构成重要的拉动力量。另外国家也在推进地方专项债的投入力度，通过提振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此外，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很高。因此，全年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任务还是可以完成的。
单就外贸来说，外贸增速是前三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最突出的亮点之一。在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通货膨胀加剧，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市场需求收缩等不利因素叠加之际，中国进出口总值仍能取得9.9%的同比增长，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数据，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不过，考虑到市场预期走弱，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上升，四季度中国外贸单月同比增速有可能继续回落。其实从去年四季度起，就已经有了这种单月增速回落的苗头。官方的稳外贸政策已经发现了这个苗头，并且在及时调控了。今后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抓好前期稳外贸政策落实，并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策略。
增长失衡问题不容忽视 帮扶小微要实化细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指出，今年三季度经济增长3.9%，但是背后存在的增长失衡问题不容忽视。提高就业质量，重点之一是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正常发展和循序渐进升级转型。
张文魁认为，三季度经济有所回暖，但还存比较明显的增长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失衡。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同期，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仅为1.3%。即使在服务业内部，增长也不平衡，譬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增加值增势较好，但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零售、航空运输、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接触型聚集型服务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有所回落。
二是工业内部之间存在的增长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失衡。过去两三年，即使宏观经济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经营比较困难，但工业部门的大企业比小企业的困难程度要低得多，从制造业分项PMI来看，大企业PMI多数月份高于50，而小企业恰恰相反，特别是最年春天一来，小企业PMI已经连续十七八个月低于50。PMI是环比概念，这反映失衡的严重性，也带来大量的就业问题。
三是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增长失衡。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21412亿元，同比增长5.9%。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0305亿元，同比增长0.7%。增速相差5个百分点以上，失衡程度显而易见。
四是投资内部也存在增长失衡，即民间投资增长显著低于国有单位投资增长。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5.9%，但国有和国有控股单位的投资增速在10%以上，而民间投资只增长2.0%。民间投资如果扣除价格因素，估计没有增长。
“这几方面失衡表现，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影响就业问题”，张文魁说。
“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他建议，包括大学毕业生群体在内的年轻群体，应该作为就业的重点支持群体之一；同时也应该帮助年轻群体提高就业质量。
张文魁强调，提高就业质量，就要促进就业群体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就业，要采取政策措施，鼓励实现劳动生产率与薪酬水平同步提高的机制，这不但能在需求侧增加消费、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能带动供给侧的升级转型。
张文魁还强调，提高就业质量的重点之一，是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循序渐进地升级转型，这需要按照二十大提出的“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这个要求，制定实化细化的具体措施，促进中小微企业提高经营稳健性、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基础管理意识和水平，当然要帮助它们进一步解决融资、技术服务、产品认证、政府采购、数字化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工业、制造业成稳增长“压舱石”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表示，三季度数据体现了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强劲势头，说明经济扭转下滑态势，恢复回稳、加速复苏，且持续复苏、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发展韧性均较强。
庞溟表示，主要经济指标均好于预期，反映出工业产出提振、消费企稳、投资发力和外贸拉动等诸多积极因素的正向叠加影响。
他注意到，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占GDP的比重为28.1%，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这说明工业、制造业已成为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促发展的‘定海神针’‘强心剂’‘压舱石’。”
此前受疫情冲击比较明显的消费亦出现好转。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0.43%。
庞溟认为，这显示零售市场和消费在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下依然企稳回升，消费者信心回暖，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相对较快。尤其餐饮收入从上半年同比下降7.7%改善为前三季同比下降4.6%，说明餐饮等服务消费明显改善，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消费有望出现较快回升。
庞溟认为，提振消费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着力点，下一步应继续于稳预期、稳主体、稳就业，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助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从出台落地促进重点领域消费政策、促进和拉动大宗商品消费、刺激和鼓励服务消费、向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和消费补贴等方面入手，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促进消费修复、拓展消费场景、呵护消费心理、稳定消费预期。
他相信，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线下消费场景渐次复苏，加上促消费政策发力，消费有望继续恢复，特别是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消费模式创新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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