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北京1月11日电 题：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记者 郭超凯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以来，近期上海、沈阳、韶关等中国多地警方纷纷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电诈犯罪活动形成强有力震慑，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多地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
加大惩治力度，填补以往打击治理电诈工作中行政处罚措施的缺位，正是反电诈法的亮点之一。
去年12月1日，反电诈法正式实施当天，广东韶关公安便对为电诈分子架设通信设备的嫌疑人黄某，开出新法施行后广东省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黄某处以没收违法所得6000元(人民币，下同)、罚款1.2万元的处理。截至12月17日，广东警方共适用新法行政处罚633人。
连日来，多地警方纷纷开出当地首张反诈行政罚单：上海警方对3名为电诈团伙搭建涉诈话务窝点的“90后”开出首份罚单；山东潍坊警方对一起非法出借电话卡案件开出1万元罚单；辽宁沈阳警方处罚为电诈团伙提供微信账号的刘某，打响了当地反诈行政处罚“第一枪”……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警方开出的行政罚单，主要针对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但尚不构成犯罪的，非法制造、买卖、使用GOIP、猫池等软件设备或是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等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支持或帮助的，以及提供实名核验帮助和假冒身份开卡开户等违法行为。
山东潍坊青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大队中队长庞伟告诉中新社记者，警方的行政罚单不仅针对为电诈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也会针对那些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诈活动的违法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袁彬表示，电信网络诈骗是财产性违法犯罪，震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必然要提高其违法成本、降低其犯罪收益。开具行政罚单、提高罚款的倍比，有助于更好地处罚违法犯罪，并通过提高违法成本，扼杀他们从事电诈的念头。
填补“漏洞”，全链条打击电诈
2022年前11个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9.1万起，同比上升5.7%，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同比上升64.4%。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案发较多、上升较快、民众反映较强烈的犯罪类型，呈现出“产业化分布、集团化运作、精细化分工、跨境式布局”的特点。
多年来，电诈产业已衍生出一条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从上游为电诈团伙提供技术工具、收集个人信息等，到中游实施诈骗，再到下游利用支付通道“洗白”资金，涉及电信、金融、互联网等多个行业。
反电诈法施行前，公安机关在打击电诈过程中存在法律衔接不足的问题，若违法犯罪行为未达到刑事处罚标准，公安机关往往只能将涉案人员教育后释放。比如，被电诈分子雇佣来“洗钱”的“卡农”，以往只要涉案金额不高，“卡农”就很难被惩处；反电诈法实施后，这个“漏洞”终于被堵上。
庞伟指出，反电诈法在打击惩治电诈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刑事责任方面，与刑法的规定相衔接；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可以依照该法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在外界看来，反电诈法的出台，让各部门的反诈工作有法可依，更在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惩戒措施方面，对电诈犯罪分子进行“量身定制”的惩处。
事实上，除了对境内电诈重拳出击以外，这部“小切口”的法律也为打击跨境电诈提供法律支撑。
随着打击力度持续加大，电诈犯罪在国内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不少电诈犯罪团伙已经转移到境外。这一变化进一步加大了警方打击的难度和成本。
对此，反电诈法专门作出规定：对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地区的人员，出境活动存在重大涉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嫌疑的，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国务院公安部门等会同外交部门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这为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打击治理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
在庞伟看来，反电诈法将公安机关在反诈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制度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夯实了各方责任，让警方打击治理和防范工作更加有法可依，为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以及上下游关联违法犯罪方面提供根本的法律保证，起到良好的惩治效果。(完)
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与治理 中外专家学者国际论坛建言献策******
中新网北京12月5日电 (记者 孙自法)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与治理”主论坛，12月5日在清华大学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中外人工智能(AI)领域专家学者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与治理这一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建言献策，并深入研讨交流。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技术经济学教授、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苏珊·阿西(Susan Athey)认为，大学在指导人工智能创新方面可以发挥优先引导的关键作用。由于私营部门的技术人员缺乏伦理、哲学方面的训练，难以开发出具有可解释性的算法框架，深化这类研究能够在人工智能治理的问题识别、建立开发实践框架、提供指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由于数据可以带来巨大的规模效应，当前“软件即服务”的平台经济模式已非常普及。人工智能和数据需求可能带来“伪”市场集中，因此，未来对“机器换人”的预测非常具有挑战性，需要重新关注和思考人工智能如何用于应对老龄化等公共管理问题，使基于人工智能的公共服务变得更加高效。
国际人工智能协会前主席、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约兰达·吉尔(Yolanda Gil)指出，由于人类对智能机制认知不足、智能行为本身的复杂性、观测手段的有限性以及个体知识、职业、信仰、文化背景等的差异性，导致当前人工智能研究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因此，需要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工作，这需要跨领域、跨学科的共同努力。当前，理解人工智能机理和构建人工智能世界模型是人工智能研究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方面，理解人工智能机理需要构架“感知-思考-行动”的智能模型，加强对大脑思维机理的理解，建议借鉴神经科学研究联合体的有益经验，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研究数据库，形成全球共享的研究社区。另一方面，构建人工智能世界模型则需要建立在人类经验、社会习俗、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建议建立类似于自由协作式的知识库，通过全民民众参与，推动知识在全球层面共享。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名誉院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张钹表示，由于深度学习等算法存在不可解释性，导致前两代人工智能算法存在着公平性、安全性问题和不可靠、不可信等缺陷。发展第三代人工智能关键在于发展可解释的、鲁棒的人工智能理论和方法，开发安全、可信、可靠、可扩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以“数据驱动+知识驱动”构建支持可解释的人工智能算法的深度学习平台，赋能人工智能安全与防御优化。从数据中真正获取智能要靠知识的帮助与引导，并需要政策法规对数据使用的正确规范，充分利用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四个要素结合，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鹏城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高文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处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阶段，至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总体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从战略问题看，中美欧三方在人工智能人才、研究、开发、应用、硬件、数据等方面竞争激烈，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在战略政策、数据资源、应用场景、潜力人才方面具有优势，而在基础理论、原创算法、关键部件、国际平台、高级人才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从战术问题看，人工智能2.0需采用基于大数据的统计AI解决大规模AI应用需求，鼓励各种可能的强人工智能探索，“可解释机器学习+推理”和“仿生系统+AI大算力”是可能的技术路线图；在安全问题层面，强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主要来源于模型的不可解释性、算法和硬件的不可靠性和自主意识的不可控性，人工智能2.0应采用DPI与“防水堡技术”解决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重视探索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并基于“理论-技术研究-应用”的阶段性采取不同的风险防范策略。
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沈向洋表示，AI已经应用于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目前甚至在法律上也具有一定的应用，比如美国已经有很多法庭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法帮助判刑，包括决定刑期这样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无法理解一些AI决策的缘由。未来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只看见AI决策的“黑箱”，应该打开“黑箱”，探究和理解其中的具体内容和因果关系，我们一定要做可解释性的AI。同时，他提到负责任的AI应具备公平性、可靠性、隐私性、包容性、透明性和责任性的特点，作为新兴领域，还需要向其他领域学习，从而更好的服务于人类。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张亚勤指出，“碳中和”是人类能源结构的又一次变革。“碳中和”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又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重大机遇。企业在“碳中和”背景下都面临转型增效的压力。人工智能+物联网是智联网，智联网可以赋能绿色计算，助力“碳中和”。智联网助力“碳中和”主要包括三个环节：首先，由数据驱动和人工智能优化引擎来实现智能决策。其次，多参数全链系统配置优化。最后，通过多源多维异构感知融合实现智能感知。智联网可用于能源融合、降低ICT产业的碳排放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等。他还介绍了智联网赋能的绿色计算平台的框架，该平台包括人工智能驱动节能减排和高能效人工智能系统，应用路径包括绿色园区和工业节能。
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承办，国际支持机构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论坛为期两天，设有三场主论坛、一场特别论坛和七场专题论坛。“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与治理”主论坛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主持。(完)
